“我强烈建议所有编辑都建立更多元的审稿人储备” —— Learned Publishing 主编，Pippa Smart
我与 Pippa Smart 就编辑在促进同行评审的多样性上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对话。
作为一位独立学术传播与出版顾问，Pippa Smart 经营着一家名为 PSP 的咨询公司。Pippa 在学术出版行业工作了 30 多年，对该行业的运作有着深刻的理解。她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出版商提供项目开发上的建议，并就编辑技能、期刊业务发展和版权等主题开展定制培训。
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获得出版和人类学学位后，Pippa 曾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和 CABI 出版社等多家机构工作，业务范围涵盖制作、技术开发、编辑和战略管理。作为学术出版国际网络 (INASP） 的出版负责人，她制定并实施出版支持方案，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出版商提供咨询服务。
Pippa 还是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 (ALPSP) 旗下官方刊物的主编。她于 2020 年 1 月受邀成为世界医学编辑协会的理事。曾担任欧洲科学编辑协会 (EASE） 主席，多年来一直在一家名为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的慈善机构任非执行董事。她还是 Science Editors’ Handbook 的编辑成员，该手册是数字印刷和传统印刷从业编辑值得信赖的指南。
作为一个密切关注出版业 30 多年的人，您认为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对学术出版有多重要？期刊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好，但也很难回答。尤其是考虑到编辑团队（副编辑、编辑和咨询委员会等）时，多样性的引入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确实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对编辑进行培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饶有兴趣地注意有多少女性参加了这些课程。我发现过去这些年女性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会议室里只有我一位女性的情形仍会发生。当涉及到更广泛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时，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许多期刊自我标榜刊登国际研究，但编委构成却很单一，同一多家或地区的编辑占多数，零星有几个背景不同的成员。非欧盟和非美国地区的期刊在多样性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
尽管所有领域的多样性都值得鼓励，但这取决于期刊本身的愿景和使命。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一本杂志专门致力于为当地社区服务，人们会期望大多数编辑、作者，也许还有审稿人来自当地社区。这对人文学科来说这可能最为重要，应该不适用于 STEM 领域。然而，越来越多的期刊以完全国际化的视角为目标。如果收集全球出版业的所有高质量研究符合期刊本身的定位，那么鼓励多样性是无可厚非的。
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作为 Learned Publishing 的主编，您一直在努力实现作者构成多样化。能详细说说这件事吗？
有想法肯定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实现你的想法。关于我自己的期刊，肯定不能用完美来形容，但我们确实在努力确保各个领域的多样性。但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去年，我们对编辑委员会进行了改组，首要任务便是增加多样性。虽然委员会的包容性确实有所改善，但我们所希望的“革命”并未实现。原因是，即使我们有增加区域多样性的心，也未必能一下子找到与期刊相匹配的编辑人员。我们从自身人脉入手，但显然我们的关系网对找到合适人选是一个限制因素。我们的作者和审稿人网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退一步讲，一旦进行合作，我们还将面临很实际的问题：假如我目前正安排一个编辑委员会会议，需要韩国、美国、新西兰的编辑同时参加。但问题是有可以穿梭时空的人吗？
话虽如此，期刊编辑团队增加包容性的好处还是比其带来的问题多。多样化观点的提出会倒逼期刊和编辑自我反思，确保期刊的愿景与期刊的实际运营相匹配。
谈及期刊作者，也有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所有的内部报告中都包含作者和文章的地理分布信息。来自“外围”国家的作者被拒稿率更高，为了保证期刊的质量，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要对读者负责。如果可以，我们十分愿意与这些非主流国家的作者合力改善他们的文章质量。话说回来，当英美作者写出没有达到要求的稿件时，我们的处理态度会更加严格。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现阶段我们在维持论文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学术多元。我们会正视目前多样性欠奉的事实，而不是装聋作哑或一味喊口号。
正如您在早些时候的采访中指出的那样，期刊编辑的一个共同痛点是难以找到高质量的审稿人。关于同行评审队伍的多样化，您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吗？
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审稿队伍多样化的增加有两个主要好处。第一是基于完全实用的目的——美国和欧洲以外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接受评审邀请，也更有可能按时提交审稿意见。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经验，Publons 2018 年发布的数据也支持以上观点。第二，在尝试评估某些研究时，区域背景非常重要——尽管我必须信任作者对本国正在发生事情的描述是正确的，但当地的审稿人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进行合理性检查。
然而，日益增加的多样化的负面影响可能来自语言——不仅是在清楚审稿人表达对文章的观点上步履维艰，而且非英语母语人士所写的内容会被另一位非母语人士误解。我还发现编委会和审稿人之间的标准会不一致。这可能发生在任何审稿人身上，但当把审稿人范围放宽时纰漏会更多。例如，我经常发现中国的审稿人比欧洲的评论员更具批判性，并且往往缺乏建设性。这可能是因为欠缺表达能力，但也可能是观念原因，慕强文化会提高接收门槛，但我们更鼓励通过改进而一步步达到发表标准。
话虽如此，我还是强烈建议所有编辑都建立更多元的审稿人储备。有很多有想法的研究人员从未被问及。我们期刊每月至少尝试邀请一位新的审稿人，他可能没听过我们期刊，但在其他地方发表了契合我们所需主题的文章，或刚好来自某个在本杂志中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虽然人很难找，但至少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是人都有偏见，偏见影响行为。期刊编辑如何才能有意识地保持客观性？
我希望我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反思自己对别人偏见的唯一方法是不断地质疑我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并问问自己是否还有别的可能。倾听审稿人和其他编辑的意见很关键，认识我们自己并尽量避免主观意识对期刊造成影响。我认为相比于出版领域的其他岗位，编辑工作非常有趣。为求公正，有时编辑会主动回避自己特别喜欢或特别讨厌的文章。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对于许多期刊来说，编辑的个性塑造了期刊，让期刊在目标受众严重变得鲜活而有特色，因此偏见并不总是坏事。正如俗话所说：question everything, trust nothing。
非常感谢 Pippa 接收我们的采访，也谢谢你对同行评审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