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如何改变了得奖人的生活？

今年诺贝尔奖的科学类相关奖项在 10 月 12 日公布完毕了：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文学、经济学。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刻，得奖人便从原本只有同事认识顿时成了全球名人，名誉、荣耀、奖金、媒体焦点，让得奖者的人生变得如同梦境一般。科学家们是怎么处理这个情况的？这个景况对他们的人生和工作是稍纵即逝亦或有长远的影响？

自诺贝尔奖公布的当下，得奖人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很忙，学术单位、会议、广播、电视节目等各式各样的演说邀请蜂拥而入，他们开始到世界各地与商业人士、政策制定者、政治人物会面。许多诺奖得主被授予有力的学术地位甚至政府高层职位，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发言权，像是 1951 年因发现钚元素（用来制作原子弹）而获得诺奖的 Glenn Seaborg，在得奖后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主席十年之久。一同获得 1989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 J. Michael Bishop 博士和 Harold Varmus 博士发现人类跟动物皆存在致癌基因，Bishop 自此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校长，Varmus 则是成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长，Varnus 表示：「（得到诺奖后，）我的人生有了剧烈的变化，我顿时从一个平常的学术科学家变成领导。虽然我先前从没有参与过任何国家级的议题，突然间我自己身在在政府的各项讨论中，探讨科学政策相关问题，还在国会上作证。」虽然行程变得极度忙碌，Bishop 和 Varmus 的研究工作仍然没有中断，他们依然在单位里有自己的实验室。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维持公众人物生活与科学研究间的平衡，虽然科研才是他们的最初热情所在。2001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共同获奖人野依良治（Ryoji Noyori）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他说：「在得奖前，我专注在自己的研究还有在名古屋大学的教学上。」但自从他成为诺奖得主之后，他便完完全全脱离了研究生活，绝大部分的生活中心在帮助政府发展日本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版图。像野依在得奖后进入另一种生活的还有许多人，比如 1996 年的化学奖共同得奖人 Harry Kroto，他说他永远都在演讲，各式各样的讲题，有时候甚至跟科学完全无关，这些责任让他除了教学外鲜有时间做自己的事，研究更是完全排不进顺位，Kroto 哀伤地表示：「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我没有发现（让我获得诺奖的）成果的话，可能会活得开心一点。」

改变最大的，是人们看待诺奖得主的眼光。得奖人都是杰出科学家，但却被视为各个议题的权威，即使有些根本不是他们的专业范畴。他们说的话都被认真看待，因此一言一行都要特别小心，2011 年物理学奖共同得主 Brian Schmidt 就说：「诺奖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代表科学发声......作为诺贝尔奖得主，我的看法总会变成公众演说...我努力负责任地使用这个话语权。」

诺贝尔奖带来的荣耀与认可确实也为得奖者的人生带来一些挑战，关键是如何平衡原来生活中已有的任务以及新增加的责任，并抵抗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内的诱惑，1974 年物理学奖共同得主 Anthony Hewish 就警告：「在接受任何请求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加入太多协会。」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Frank Wilczek 精确的说出这个问题：「（赢得诺贝尔奖的）缺点是诱惑，可以抗拒的诱惑，尤其是倚靠诺奖光环的诱惑，还有成为宏观问题重要发言人士的双重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