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医学英语 - 专家们是如何沟通的

J. Patrick Barron 教授是多家期刊的编辑、编辑部顾问，包括《胃肠病学期刊》（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乳腺癌学》（Breast Cancer）、《支气管学期刊》（Journal of Bronchology）、《变态反应学国际期刊》（Allergology International）以及《心脏病手术期刊》（Journal of Cardiac Surgery）。1975 年，他首先提出在日本医学院创建通讯中心的想法，从而创新了医疗通讯中心、内部医学写作支持，以及将信息从日本流通至国外等想法。本访谈共有 3 部分，关于 J. Patrick Barron 教授的详细简介请参考上篇访谈：日本学术沟通要克服的医学英文障碍。

作为东京医科大学国际医学沟通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cations，DIMC）的主任，你在日本发扬过 “医学英语”教育。你的目的与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方针又是什么呢？

首先，关于医学英语的问题，我赞成你对英语在医疗用途中定义的强调。我刚来日本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医学英语，尽管我是新手，我在编辑医学论文的经验中发现，我与作者们的差距很大，他们虽然知道领域内的医学术语，但却没有办法好好使用它们，我逐渐认识到外行人所不知道的沟通方式。我当时很幸运，因为我的心灵导师 Yoshihiro Hayata 教授在日本的手术与胸腔科领域是很有名的人，受邀参与过许多在美国和日本举办不对外开放的肺癌会议，这些会议每年在日本和美国轮流举行，大约有 12 名从各国来的访问专家（visiting specialist）与 20 名主办国的专家。作为一个在会议中不引人注意的旁观者，我能够理解专家们如何彼此沟通，而不是一般外行人会用的讨论方式。

Barron 教授与 Yoshihiro Hayata教授、Ann 公主殿下和 John Carruth 博士

时间回溯到 1972 年，Hayata 教授与日本领先的英语医学教科书出版商曾托我翻译肺癌的地图集，虽然没有报酬但我还是非常荣幸能收到这个任务，但在想过两三天后，我还是决定放弃，我没有信心能够将物件必要的细节表达出来，让国际上的人理解，可是 Hayata 教授直接对我说：「我们会教你」，从那之后每个周五晚上的 7 点左右到 10 点半甚至半夜，Hayata 教授跟他的五六个职员会来指导我。他们会为我展示 X 光片、病理结果、那个时候刚开发的光纤内窥镜的检查结果还有患者手术切除标本照片。我觉得我照实地翻译了这本书，虽然最后我得知它没有出版时松了一口气；当时其中一位负责病理切片段落的作者坚持自己写英文版，他在病理界非常有名，忙到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所以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

两三年后，我参与了美日委员会肺癌会议，虽然仍是不受人注意的旁观者，但因为 Hayata 教授与他同事曾教导我关于肺癌的知识，所以我能够了解他们的会议内容。由于我没有读过医学院，我没有使用“医学”口语和书面沟通的机会，这个会议让我了解到专业医学人员的英语教育的必要性，当我在 1980 年担任日本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的副教授时，我开始谈论我所谓的医学英语（Medical English），当时还没有这个术语的存在。有些人很支持，但是一些其他包括医生的人认为我在胡说八道，没有“医学英语”，只有英语。但我的所见所闻并非如此，医生们彼此交谈或写论文时用的英文跟高校人文领域研究生写论文用的英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积极创建可以在日本大学普遍采用的课程，教导医学学生的英文，让他们可以与领域内的人互相交流。

我认为所有医学学生都应该拥有一样的受教机会，不管他们用不用。但是制定统一、有用和实用的课程是教师们的责任。这就是我在 1982 年试图启动医学英语教师社团的原因。

我曾自费邮费还有回函信封发放问卷给 450 位日本各地的医学院教师，包含我自己在内有 4 位表示对参加医学学生实施医学英语教育的研究社团或学术团体感兴趣，我很泄气，如果你了解日本地理的话，日本这么大，全日本只有 4 个人有兴趣，他们分别来自本岛、北海道、四国和九州，这不是我所设想的那种支持，坦白说，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医学院的英语教师没有在普通高校英语系就职过，所以对投入全新的领域有所犹豫。尤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倘若他们教错了什么，对病人可能会有负面影响甚至生命危险。

因此，关于针对医学用途的英语的想法是非常负面的，我决心要克服它。我用真的医学教科书，不是那种在西方教授的半套医学英语教科书，虽然听起来跟一般的英语有点不同，但也不是专业医务人员交谈会用的英语。我很幸运有次被拉到一个场合，医生们在尝试与彼此沟通，而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我尝试用一段视频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是一段先前曾经在内视镜国际会议上用过的视频，是我翻译和配音的，我当时非常小心，因为我不能被指控以非医生的身份来教授医学，我所能说的是我在教我曾翻译过与配音过的内容。事实上这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慢慢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最后是由比我在医学方面更有影响力的人推动了学会的运作，他是神经外科医生 Kenichi Uumura 教授。另外，我还得到了许多医学出版商、制药商和医疗设备制造商的支持，我很早就加入Uemura教授的学会，也就是日本医学英语教育研究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Medical English Education ，JASMEE），该协会目前有 500 名成员，，一半语言人员。我希望这将有助于发展统一课程或系列课程，使医学研究生能有同样的英语水平与领域内的人交流。

Barron 教授与日本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校长 Eizo Toguri 教授

基于你来自苏格兰，之后进行日语、东方、非洲研究的背景，结合目前在欧洲、北美、中国和韩国进行医学沟通演讲的工作，你的长远国际视野是相当明显的。目前你与 DIMC 合作创建，欲推广全球的医学英语教育标准课程，就你看来，这样国际整合的好处还有推行过程中要克服的挑战各有什么？

我认为标准统一的医学英语课程对世界各地的医学院是必要的。一个要特别强调的现况是自欧盟成立以来，在欧盟国家医学院毕业的人可以到别的欧盟国家执业，也就是说，瑞典的医生可以到法国工作，德国的医生也能到英国职业等等，这个规定很好，但语言是一个问题，而过去有过几个严重的案例，来自欧陆的医生因为英国对于药物的名称、成分或剂量的标示不同发生过意外甚至死亡。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存在东欧、中国、韩国、日本、中南半岛、非洲和南美洲内部尚未被国际文献记录的大量信息传播出去，患者才能从中受益。

让患者受益是最终目标，而太多审稿人缺乏对此的认识：如果论文作者的母语不是英文，那么他们对论文科学性的判断可能会有误差。所以我们正在东京医科大学发展正是一套标准课程，而且来自佩奇大学的匈牙利同事 Rebek-Nagy 和 Warta 教授跟其他欧洲同事正在试图为欧洲健康保健专家们设计统一的医学英语测验与教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