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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沟通要克服的医学英文障碍
自 60 年代后期以来，J. Patrick Barron 教授在日本担任医学研究员的顾问。回忆起早期他在日本“充满活力以及极端先进的”肺癌领域的经历，他说到他是怎么和东京医科大学（Tokyo Medical University，TMU）的非母语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他们的工作传播到全世界。
Barron 教授担任过多家期刊的编辑、编辑顾问，包括《胃肠病学期刊》（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乳腺癌学》（Breast Cancer）、《支气管学期刊》（Journal of Bronchology）、《变态反应学国际期刊》（Allergology International）以及《心脏病手术期刊》（Journal of Cardiac Surgery）。1975 年，他首先提出在日本医学院创建通讯中心的想法，从而创新了医疗通讯中心、内部医学写作支持，以及将信息从日本流通至国外等想法。
Barron 教授出生于苏格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英文文学学士学位，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Kyogen（狂言）历史博士候选人资格。在 60 年代末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完成了四年的日本研究，自 1970 年起参与东京医科大学的第一手术科以来逐步接触到日本医学界的其他领域。
他是亚太呼吸内科学会（Asia-Pacific Respirology Society）执行委员会成员，现为 COPE 国际咨询小组日本代表，他也曾担任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国际医学沟通中心的教授与主席、日本川崎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英语副教授、韩国盆唐首尔国立大学医院顾问教授，目前为东京医科大学的名誉教授。
Barron 教授最近在 2014 年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SE）年会上与 Acta Ecologica Sin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和《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期刊责任编辑段靖博士以及开科思/意得辑 Editage 美国负责人 Don Samulack 简报了关于“亚洲作者发表道德教育策略”的主题。
您修过日语，并对中世纪的日本漫画剧历史进行过广泛的研究生工作，那么您是如何与医学这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产生连接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有时会也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是英文文学，因为当时我不晓得之后要做些什么，而英文文学系有最多的选修课程，我想要通过选修课程挖掘我的兴趣。我的选修课有中国文学翻译，虽然当时我对医学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愿意像我的一些同学一样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考进医学院。于是，我最后选择了东方学，并在研究生持续了相关的研究，虽然那时候我对未来完全没有规划。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博士学位需要3年的日文课程。
当时我的经济完全独立，因为我 15 岁时从苏格兰的家乡跑出来，第二天在一位姐姐的帮助下于到达美国。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在美国是最昂贵的大学，即使有一些贷款和财政援助，我身上几乎没有多余的钱。1968，我毕业的前一年，我听说如果去日本可以白天学日语晚上教英语，这样我就能养活自己也可以缴学费。我认为在日本学习一年的日语相当于在美国学习 3 年的日语，所以 1969 年初我决定略过学校对日语的要求并在毕业后申请了一年的强化日语课程。
Barron 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镇自家前，一座在 15 世紀废弃的修道院
为了支持自己，我做过各种兼职工作，而最早期的一份工作是教一位通过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学院联系上的外科医生，他是当时最知名的肺癌外科医生之一，Yoshiro Hayata 教授。所以在我赴日本不久后，便在东京医科大学教 Hayata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英语，这个经验带我认识到如何与期刊交流以及如何作编辑工作，这些大部分是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自学的。在第一年读完强化日语与现代日语后，我开始学习高级日语和吸引我的日语历史。所以，我经历了一个稍微精神分裂的过程，并在学习古日语的同时编辑现代医学文书。
您是第一个提出医学院通讯中心想法的人，是什么引发了这个主意的？
当我 1970 年第一次到东京医科大学教 Hayata 教授的时候，我压根不知道东京医科大学曾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肺癌诊断与治疗机构。在我过去几年本科的工作中，其中一个兼职工作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整理期刊。虽然我说过不愿为进入医学院而做出太多的努力，但我确实对医学感兴趣，我曾经翻阅期刊中的目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有趣的话题，我发现当时几乎没有北美或英国以外的任何研究或科学调查，那时我也没想太多，但是，当我到了日本后，我意识到日本有充满活力以及极端先进的医疗诊断、治疗与研究水平。
在日本，人们不会谈太多自己的成就，所以学习的困难点于在东京医科大学没有人提到他们在肺癌领域是日本甚至世界级的顶尖单位。在1970年，我看到了日本在 1969 年夏天所发明、第一批生产的其中一支支气管镜，当时我以为所有医院都会有这些仪器，完全不知道这是顶尖技术，而且当时在北美没有一个机构拥有如此灵活的纤维支气管镜。八年内，我从一位美国激光制造商中长期租用了激光器，以纤维支气管镜来诊断与治疗肺癌。
另一件我七八年来都不知道的事情是，在 1965 年之前，Hayata教授已经进行过肺部肺叶移植手术，我想世界上第三或第四次进行此类手术。当时没有免疫抑制的药物，因此两个肺部都被拒绝了，而 Hayata 教授认为没有免疫抑制药物的手术是不道德的。但这件事依然显示出日本当时的状况，以及因为日本人员英文能力不足导致西方不知道这些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文被日本人视为敌人的语言并禁止了教学，所以 Hayata 教授 在学生时代没有学过英语。因此，我看到很多有助于患者的材料与信息，我觉得我有必要帮助他人克服沟通上的障碍来使患者受益。
Barron 与东京医科大学 Yoshihiro Hayata教授
我的第一次编辑经验几乎是场灾难，有人让我编辑一篇 Hayata 教授与同事写的论文，该论文是关于以细胞学水平来拒绝肺移植手术的过程，虽然我对这个领域几乎一无所知，我也尽我全力与作者一起合作来增进论文的可读性，那时候是用一台旧Olivetti便携式打字机来工作的，那种只要打错一个字就要整页重打的工具，非常费力的工作。在投稿给美国某期刊的 6 个月之后都没有收到回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写信给期刊询问论文的状况，结果期刊回复：「什么论文？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东西。」这表示我们得重打整篇论文，重新再投稿，这次我们立刻就收到回复，期刊编辑说英语太糟糕，必须让有专业英文水平的人修改。
你可以想像，我当时非常尴尬，因为我编辑过这篇文章，我必须对它负责。在思考后，我写信给期刊的主编，在信中夹带论文，感谢他的反馈，并指出如果论文有英语方面的问题，那么这表示美国的英文教育有严重的问题，因为我是从长青藤大学英语文学系毕业的，而且我可以保证文章中词汇、语法或标点符号没有任何错误，不过如果编辑能具体指出错误所在，我将不胜感激。在这之后，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但论文很快就发表了。
这再次提醒我，对于从国外来的投稿，如果作者的名字一看就不是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又遇到经历二战、对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作者有偏见的审稿人的话，很有可能处于劣势。所以在 1975 年，我提出了自以为很棒的想法，创立一个可以帮助东京医科大学作者的中心，协助将信息传播到全世界，当我向 Hayata 教授提出这个建议时，他只说了“没有钱”，我觉得设立这个单位的利大于弊，但这之后还是经历了 17 年东京医科大学才成立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医学沟通中心。
本系列访谈供有 3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