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抗拒改变同行评审』

这次的访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刚开始科研生涯的研究人员的生活，他的博士生活要做实验、发文章、参加学术会议，私底下他到不同国家教育研究人员关于开放研究和科学政策、积极经营博客、担任同行评审员，还能抽出时间做许多其他的活动！Jonathan (Jon) Tennant 最先栽入古生物学研究，这是他与科研的初恋，为了古生物学，他还中途换了专业。在投入古生物研究之后，沿路上他还发现自己对科研沟通和政策保有热情，特别是开放科学。他深刻理解人际关系的的潜力，因此积极参与学术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议题的讨论，这都是在忙碌的研究工作外另外进行的活动。我跟 Jon 聊到了他对科研的兴趣，还有他个人的喜好，其中我特别想是到他是如何能兼顾研究，同时又参与那么多其他的活动，然后我知道支持 Jon 的是他对科学的热情，还有要让更多人知道学术出版做重要发展的需要。

Jon Tennant 是伦敦帝国大学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地球科学与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古生物博士在读最后一年，他的研究重点是深时生物多样性发展和灭绝轨迹，以及促成该轨迹的生物和环境因素。Jon 对科学沟通富有热情，强烈认为科学应该要深入大众。他积极追踪谈论开放科学的最新发展能影响科学沟通。Jon 也有自己的博客，名字是 Green Tea and Velociraptors，他经常在推特上分享他有兴趣的话题。

此系列访谈共有三辑，此为第二辑，在这辑的访谈中，Jon 分享了他对自己感兴趣的议题的观点：开放获取、开放数据、科学沟通和开放同行评审这些事情的好处，还有消灭影响因子！他也说明自己在促进科学沟通和政策想法信息交流上参与到什么程度。还有更重要的，Jon 表达自己对一些学术议题的忧虑：研究人员缺乏对开放获取及其意义的真正理解、乱用影响因子、害怕使用新的同行评审系统等等。Jon 坚持研究人员应该更积极思考科学在社会上的角色，还有研究人员自己在科研沟通中做为主要人员的角色。

你在自己领英的个人档案中说你致力“强化地球科学领域中学术研究、研究触及率和政策制定的互动”，你打算怎么做？

在任何许可的情况下，我会持续强调一些事情的重要性：科学沟通、了解政策流程和科学互动，还有研究和沟通过程相关的其他面向。举例来说，我在伦敦帝国学院帮忙管理一个叫做 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um 的论坛，我们在上面举办研究政策重要事项的讲座和活动，比如说学术出版在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的进展。我利用机会写研究，还有我自己的博士生经验，评估一些研究程序。最近我在政策方面的工作变得比较精炼，主要是因为时间限制，但我还是地质学会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希望能出一点点力也好。最近，我对研究透明度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开放科学”的发展，我也花了 5 年的时间让其他研究人员知道这是什么。现在我博士快要毕业了，也在一个名为 ScienceOpen 的开放研究及发表平台有个工作，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沟通开放获取、开放数据、科学沟通、开放同行评审还有抛弃影响因子的好处！

你在博文中曾经提到“OpenCon 群体还有很多误解需要处理”，能说明下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这是在指广泛的开放获取。还是有一些研究人员对开放获取的知识惊人的少，我觉得很讶异，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呃，这边我只是单纯在指全球核心知识的取得！针对这方面，我跟其他人最近一起写了一篇文章检视学术界开放获取的证据，我们这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更广大的社会群体。没有什么比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取得知识来得更重要的了，我希望这篇文章，还有我其他的活动，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一小步。

但有几个特定的例子都显示大众对自存档的了解不够。许多研究人员会抱怨开放获取是垃圾，因为它太贵或是选择太少。自存档在全世界都是免费的（除了存储中心和维护），如果再利用 Sherpa/Rome 这种工具，要知道有什么限制就更简单了。另外一个就是人们会说开放获取太贵了，但他们似乎忘了我们在现在的体系花了多少钱，这个体系只让有经济或学术优势的人取得知识，每年的金额大概是 80 到 100 亿美元。我们可以用这个成本的一小部分发表研究产出到全世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取得。但你知道的越多，你看到的学术出版界就越广，维持现状的言论就越薄弱，反对开放获取就越站不住脚。

其他研究人员还是会说大众不想或者不需要取得研究论文：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是在德国柏林的一个活动场合上，那个人还是某大出版商的出版关系总监（我不提他的名字）。这种看法是很傲慢、无知、精英主义的，对打破“象牙塔”心态没有帮助，这种情况仍在研究界蔓延。“大家”不需要、不想或不该取得知识，这个想法就我看来，是卑鄙无知的误解，破坏全球多年来的研究和心血，是科研界全体都需要一起努力破解的。

你曾经在别的帖子中说过：「我们正逐渐远离影响因子和商业出版社主导的体系。」但你又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影响因子，它还是质量的代名词。」你能说一下这点吗？

影响因子还有期刊排名，是学术混乱的源头。影响因子原先是设计给图书馆使用，用来判断他们的教职员使用最多的期刊是哪些，现在却变成一个廉价、懒惰又快速评价研究人员还有研究成果的方法。研究人员应该是知识和证据的追求者，现在却沦陷在这么一个薄弱无理又被误用的指标，它变得这么重要，甚至可以定义学术界的架构，这个真的非常讽刺。有些证据显示影响因子无法重复，本质上来说是汤森路透和出版商谈判而成，使用任何的期刊排名进行评价基本上是不好的学术行为。

前些时候我提出一个清单，里面列出研究人员和单位分别可以做的事情，让影响因子消失，换成更好的评价体系。在经过很多讨论之后，只消灭影响因子似乎不够，更糟糕的是，如果研究人员停止使用（或不玩“影响因子游戏”）反而有风险，因为评价他们的人还在使用！现在，我只知道：我们因为影响因子，正在失去一些顶尖科学家，或是前景看好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开始他们的科研生涯时，希望能做出好研究，向世界传播成果，带来真的改变，但他们发现学术界比较在意可以升等的影响因子，而不在乎他们在哪里发表了什么研究，因此他们做科研的梦想幻灭了。这对科学绝对没有好处，对科学家也没有好处，在学术生态体系里的每一个人都至少该知道，自己对影响因子误用和影响因子在学术中的主导地位负有责任，对没有找出更好的替代办法有责任。

你认为学术界面对对替代同行评审和发表模式的态度如何？已经用别的系统发表的研究，是否跟用传统形式发表的研究一样被认真对待？

有件事我们必须要知道，全球学术圈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异类，它不是群众思想，而是由一小群人、极度不同的人所组成的。因为这样，学术沟通不管是刚兴起的或是正在进行中的改变的想法总是非常多元，总是非常极端。

10 年前，开放获取出版还被人嘲笑，传统出版商说这行不通，研究人员觉得这是质量低劣的垃圾，也几乎没什么资金。现在，我们有全球开放获取政策系统跟法规，以前强烈反对它的人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开始发现开放获取的好处。学术圈一直以来要的东西就是证据，要先证明这体系行得通。开放获取花了好一段精力才发展到现在这样，能够展现出这样比较有效率、质量更好、更便宜、整体来说比传统体系更好，还有是可以永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现在许多学者只做开放获取发表，资助单位也开始有大范围的相关规定，我们看到科研出版界有更多创新（大多数来自学者自己），有些出版商从开放获取出版产生额外的营收。但是，这些改变很慢、很折腾，经历了很多年痛苦的谈判，才到达现在的局面。现在还是有很多关于“预印本”、在正式同行评审前同时发表之类的讨论。有些研究群体，像是高能物理学和数学界，已经这么做了好几十年（这就是网络发明的原因！），但生命科学界的人就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不过事情慢慢在改变，有些研究人员看起来比较愿意尝试新的发表方式跟沟通方法了。所以，我会说有些人对此保持开放的态度，但很多人还是很保守，背后有来自社会常规和行为的众多因素，但最大的原因是风险大于潜在利益，研究人员不该在开放和自己的科研职涯中做出选择。

我刚开始读博的时候，一些同事说说：「只发 OA 文章你没办法继续科研生涯。」（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做到）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发表论文到 PeerJ 的时候，一个资深同时告诉我：「这个杂志没有影响因子，不算数。」这很伤。我的第二篇论文是发表在 PLOS ONE，另一个同事又说：「这个根本没有经过同行评审，不算数。」那时候是 2014 年，其实不是很久以前的事。这两句话我想了很久，原因有好几个。第二句话彻底的错了，会有这个想法，透露出对 OA 连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而第一句话，不管我们在学术出版体系做了多少改变，让期刊转往新的模式，我们没有做到让研究人员评价（大多数基于期刊品牌和影响因子）与他们的工作本质和沟通脱钩。这才是关键，现在有很多研究人员在说，如果我们不对学术界进行结构上的改革，只有改革学术出版是不够的。三年过去了，我发表的 9 篇同行评审论文都是开放获取，而我很幸运因为这样获得系上颇负盛名的奖项。接受吧，你们这些反对的人！

至于同行评审，相关的讨论少了很多。我们正根据 Mozilla Global Sprint 拟稿，讨论如果我们更好的接受网络的威力，未来可行的同行评审模式可能有哪些。这个看起来比较有进展而且可以想象，但一般来说，我想学术人员是抗拒改变同行评审的。比较高级的研究人员对现在的同行评审体系和传统出版做了很好的贡献，这是很显而易见的，又不然他们不会在现在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不乐意中断这个体系不令人意外，问题在于，这些高级学者握有权力，不止能影响大范围的改变，还能影响人心。如果你看开放同行评审会更明显，所有我碰过的年轻科学家几乎都很怕开放同行评审，原因都一样：「如果我在评论上透露了我的名字，然后比较资深的研究人员对我的看法提出负评，对我的职涯会有影响。」这是滥用权力，跟同行评审模式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让资深研究人员在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控制扭曲整个体系有关。因此有这些攻防，一边是握有权力的人，一边是对同行评审和学术沟通怀有抱负的人。问题在于风险存在希望改变的一方，像是学生，而在固有体系的人没有帮助对方的诱因，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这是我认为学术界很多人有“文化惯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人员为什么要知道科学沟通和科学政策趋势？这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

研究人员的工作只有一个：研究。这永远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只做研究不问世事也很愚蠢。我有时候觉得很沮丧，研究人员知道的事情真的很少。拿伦敦帝国学院来看好了，我有很多同事不知道有国家有新的开放获取政策，不知道我们有专门的基金给开放获取，甚至不知道单位有存储资料库。很多人不会去想出版寡占的问题，现实是，不是每个人都享有一样的权利可以获取研究，我们每年付给出版商的钱有多少，每次听到那些人说：「我可以拿到我需要的研究。那有什么问题？」真的很生气！很多人都不知道影响因子是怎么计算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分享数据、要怎么分享，当然还有学术沟通生态体系中的改变。总是有人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学、更好推广这些改变、建立群组，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爱 OpenCon！

但是，我要承认，确实有很多地方没做好。首先，研究人员自己没有具备这些知识，知道学术沟通各个面向；再来，大学和研究单位没有提供相关的培训（毕竟这是个复杂的领域，变化也很快）；第三，研究团体没有在比较高的层级公开讨论这些事，确认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对公众好，有好好的沟通和散布研究。总是有影响研究人员和研究工作的争论，比如说欧盟的版权改革，所有欧盟资助的研究应该在 2020 年全部开放获取。我碰到的很多研究人员都不知道一旦他们签了版权移转书，论文的版权就不在他们手上了。这给我们的启示是随时都会有困惑和怀疑。出版商肯定会努力说服让改变对自己有利，但研究人员首先如果没有关于这些改变的知识，根本什么也没办法做，再来他们要有一个平台可以发声，影响改变。

【再次感谢 Jon 与意得辑专家视点读者分享这些重要的观点！】

以上是 Jon Tennant 访谈第二辑，下一辑也是系列访谈最后一辑，Jon 将会提供刚开始科研生涯的研究人员一些宝贵的建议，他也会谈到他对学术发表的未来的愿景。